【空中浩劫|朱卫民中心向|dommer】“Living so naive, never going deep.”

*阅前须知*

1.本文为基于真实事件背景的虚构创作，请勿当做任何资料引用。

2.本文旨在号召读者发掘对生命的热情，珍惜当下，热爱生活，文中提到的世界观仅为文学创作所用，还望读者朋友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体系。

3.文中歌曲为虚构，由两首英文歌曲和一首俄语歌曲大意拼接而成。

“Living so naive, never going deep.”

——Anywhere I Go

1997年10月，我在新加坡找了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，薪水微薄但足以为生。那时亚洲金融风暴正席卷东南亚，恐慌顺着电台节目的无线电波蔓延。我在车上始终开着电台，很少手动调谐，又大开着手边的窗户，让无线电信号混进路旁不绝于耳的人流声中，权当是背景杂音，随了它们去。

正午时分下过暴雨，此刻天色已暗，雨带余波驻留得反常久，街边水流如注。一位中年男人，西装革履，身旁立着的拉杆箱上挂着一顶帽子，手里撑着一把青绿色的伞，碧亮碧亮，硕大无比，显得极度不相称——他用不撑伞的那只手向我招了招，我闪了一下大灯作为回应，缓踩刹车停在他的身旁。

他拉开车门，将帽子丢到后座上，收了伞在空中象征性地甩甩，放在后排地面上，紧接着冒着雨拖着箱子转到车尾，左手打开后备厢，右手拎起箱子塞进去，然后重重地合上后备厢的门。从声响来判断，那行李箱并不轻。

他拉开副驾驶座车门跨进来——一个在乘客中非常罕见的动作—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露出疲惫而欣悦的微笑。“××街×号。”他说。他一副典型的南洋华人模样：黑发黑眼珠，粗眉毛，眼睛不大，中等个头，身材健硕。我看他这身行头，问起他的工作。他没有正面回答，笑着用英语反问我，那把伞是不是特显眼，特striking。

伞是公司发的。他是胜安航空机师。他不想花钱买伞，用这把免费伞除了显得蠢点，是个特精明的好主意。

“现在一把伞这么贵了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指了指电台。里面正在播放晚间财经节目，播音员绘声绘色地讲述股市的大动荡。

“买伞钱在这。”他换成华语，“我已经损失了……我不知道，大概十三万把伞？”

我被他奇怪的幽默逗乐了，尽管我知道这很不礼貌。于是我轻咳两声以遏制住笑出声的冲动，将雨刷刷速调大一档。雨下得紧了，夜色慢慢延展开。一排排亮起的路灯透过打在前窗的雨点映成无数个光晕。他目不转睛，直视前方，露出孩子一般惊羡的神色。而那情绪表达又明显被他这张浓郁而沉重的成人面孔冲淡，如果刚才他说的一切都为真，那他大抵的确是许久没打过车了。我打了右转向灯，准备绕行一条小巷，能近一些，为他减免一些费用。

“走大路。”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我的动作，指了指前方，“我想看看人们在干什么。”

颇抽象的意图，我也只好顺着他，关掉转向灯拐回直行道，同时告诉他这条路远不少。

他一挥手：“Never mind lah。”

紧接着补充上一句：“我其实不在意钱的，我当我是花钱买电影。可以互动的那种——”

他摇下车窗，伸手出去接了一捧雨水，又张开五指，让水从四面八方流泻下去。他把手缩回来的时候水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淌，他赶紧抽了一张面巾纸擦干：“真对不起。”

“没事。”我说，“但我想互动电影不是这么互动。”

“您觉得应该怎么互动呢？”他好像被激起了兴致。

“正常一点，吃饭喝水睡觉工作，只不过是在电影里。”

他拧开我为乘客准备的免费矿泉水喝了一口，从口袋里找出两块糖，给了我一块自己吃了一块，说：“我刚从公司下班准备回家睡觉，这也是互动电影了。”

“这是您在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和电影没什么关系了。”我说，也剥开糖纸将糖块放进嘴里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产生理解。

“我以朱卫民的身份生活，我一直将其视作我与电影里的朱卫民进行互动。”他笑着说，用半干的手指揩了一把淋湿的额头。

朱卫民。我默念了几遍他的名字，确保自己记住，觉得有点熟悉。大概五六年前——或六七年前我总能在报刊上看见，只是现在完全想不起他登报的缘由。

“您一定是在尽心尽力地互动了。”我索性顺着他的话说，内心暗笑，本着不信的态度，迫切地洗耳恭听。

“我无所谓的！”他哈哈大笑起来，“我花了也许十几二十年来建立起一个系统而正统的世界观，然后迅速地发现所有事情都荒唐离奇。那些正统的玩意儿根本没法匡正它们，事实上它们——我是指系统而正统——也是荒唐离奇的一个组成部分！我猜这个世界运行有它自己的一套脚本，也许没有，有的话那指导原则就是荒唐离奇。我对这出戏一无所知，这也不妨碍我走个过场，随便把这个角色演好或搞烂，或者像荧屏外的我一样只是在天知道什么地方干坐着，觉得自己应该已经，至少是即将消失。”

“您活得有够随性洒脱！”我也笑起来，“少见有人有这样的生活态度，他们总是急急慌慌，好像在纠结所有事。”

他伸手将电台声音调大，同时杂音也明显多了起来，这是每个节目快结束时的通病。雨刮器不断地工作着，行人数目变少，个个神色黯沉，车流缓慢地向前移行，他斜倚在窗上，看起来绝对是个快活的人。灯光一转，他面部的沟壑和棱角都被硬硬地勾勒出来，他依旧显得快活，因为他正跟着电台节目用马来语哼唱一首民歌：

我躺在冷而硬的地板上

我们的船即将沉没

我在密林中穿行

帮帮我，给我你的手

我们的船即将沉没

让我将一切置于脑后

生命与忧虑

我们的船即将沉没

我讨厌呼吸

我只想停止从人世外向内凝望

……

他很轻快地唱着，偶尔忘了歌词就停一停，或者用哼出的曲调代替。一种仿佛由心底生发的巨大的欢乐被紧紧凝聚在他的身体中，又飘飘忽忽散发出来，伴着郊区刺眼的路边电灯，灼得人脸上生热。

转眼到了12月，金融危机仍在加重，股市的动荡已经足以让整个岛阴云密布、起伏不定。我依然拿着微薄的薪水。打车的人明显变少了，大部分有名有姓，多少算个人物。

我依然保持开着电台的习惯，在主驾与副驾之间的空隙中放一瓶免费矿泉水，但再也没有人动过。

圣诞节前的周五，我载了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往蔡厝港走。我大概认得他，是空军的一位特级飞行员，上过无数次电视。电台里正在播报一架胜安航空喷气客机在印尼坠毁的消息。

男人很焦急地听着，忽然一把摁住副驾驶座靠背，探出头失声叫道：“那个机师叫什么？”

“朱卫民。”我说，同时加速超过一辆卡车，“没听错的话。他以前坐过我的车。”

“天哪……”男人一下瘫坐回后座，“我之前的同事，那么有能力有激情的人……”

从车内后视镜中我能看到他脸色发白，也许是因为惊骇。

我将电台声音调小，同时将手边的车窗摇到底。风声变大，人生被抛至脑后，有一瞬间，我认为我在奇幻故事中穿行。